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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北是“落腳點”與“出發點”

發布時間:2019-06-19 03:23:32 已有: 人閱讀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陜北蘇區吳起鎮,結束了長征。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分別在甘肅的會寧、靜寧會合,紅軍三大主力最后在陜北“落腳”。陜北成了紅軍長征的“落腳點”,也是紅軍新征程的“出發點”。

  曾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李維漢(羅邁)說:“在到哈達鋪前,在河邊的一個圩場上,我看見、周恩來、彭德懷、等在一起休息。向我打招呼:羅邁,你也來休息一下!我就下馬休息,看到他們正在翻閱一張的地方報紙,上面登了蔣介石派大軍‘圍剿’陜北‘’劉志丹的消息。我們才具體得知有這樣大的紅軍在陜北蘇區積極活動。黨中央隨即決定到陜北蘇區與陜北紅軍會師。這時才正式宣布成立陜甘支隊,司令員彭德懷,政委,共有六七千人。中央派我隨陜甘支隊北上時,沿途檢查軍容風紀。因為這些地區的群眾多是回族,搞好民族關系很重要。我跟彭老總一道走,一起到達吳起鎮。”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根據地,猶如離開了“家”。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就算是到“家”了。

  1936年12月,給紅軍大學做講演時說:“由于沒有戰勝第五次‘圍剿’和大流動,紅軍和根據地都大大縮小了,但又已經在西北立住了腳跟,鞏固并發展了陜甘寧邊區根據地。紅軍主力三個方面軍已經統一指揮,此事為前所未有。”這就是“落腳點”與“出發點”的意義,長征以我們的勝利宣告結束,新的長征也從這里開始了。

  1981年3月筆者采訪程子華時,程子華說:“在消滅榆林橋的東北軍以后,我仍在道佐鋪。陜北蘇區洛河川特委李景林來說,有‘馬回回’到了吳起鎮,穿的衣服什么都有。他給了我一張布告,我看落款是陜甘支隊,有彭德懷、楊尚昆的簽名。這樣,我就清楚了,這是中央紅軍來了,趕快歡迎,慰勞他們。我給彭德懷、楊尚昆寫了一個報告,說了陜北敵人的形勢,紅軍的作戰方針,勞山、榆林橋戰斗。”

  李維漢說:“黨中央到了吳起鎮以后,即派賈拓夫帶電臺,作為先遣隊去尋找陜北紅軍和劉志丹,我與他同行。我們在甘泉下寺灣遇到了郭洪濤,得知陜北蘇區正在對紅二十六軍和原陜甘邊黨組織進行肅反,劉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我們當即電告黨中央、等同志。”

  賈拓夫原來是陜甘邊根據地的同志,1933年10月去了中央蘇區,并留在中央蘇區,在白區工作部工作。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賈拓夫隨紅軍回到陜北。相對其他地區的同志,賈拓夫更了解陜北的情況,又懂當地的方言,派他去尋找、聯絡西北紅軍,最為合適。李維漢當時是中央組織部部長,處理組織問題,管理干部工作,也合適。他們從吳起鎮南下,在下寺灣,遇到了郭洪濤,才算聯絡上了西北的黨和紅軍組織。

  郭洪濤原是陜北根據地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時任陜甘晉省委。稍后,聶洪鈞也來到了下寺灣。聶洪鈞當時是西北軍委主席。他們先后向李維漢、賈拓夫談了西北蘇區和紅軍的情況。

  《年譜》有如下的記載:“1935年11月3日,在下寺灣邊區特委,出席中央局會議,會議聽取陜甘晉省委郭洪濤和西北軍委主席聶洪鈞關于陜北蘇區、陜北紅軍及其作戰情況的匯報。在此之前,得知陜北肅反擴大化和劉志丹等被關押的情況,當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也就是說,中央在聽取了郭洪濤和聶洪鈞的匯報以后,初步掌握了陜北蘇區的基本情況,并決定了處理陜北肅反的基本方針。

  在會議上,說:(中央)對外用西北中央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的名義較為適當,公開使用中央和中央政府名義可在打破“圍剿”之后再定。作戰問題,應在這個月解決第三次“圍剿”問題,經過一個深冬讓敵人慢慢做堡壘是不好的。同紅十五軍團會合后,紅十五軍團應保存,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因歷史關系也不要合并。陜甘支隊可編成紅一軍團,并成立紅一方面軍。

  為此,會議決定:對外用西北中央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的名義,并成立西北軍事委員會,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成員有王稼祥、、程子華、徐海東、聶洪鈞、郭洪濤,并確定:大的戰略問題,軍委向中央提出討論;至于戰斗指揮問題,由軍委全權決定。

  隨即,西北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委任彭德懷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司令員,為委員;為第一軍團軍團長,聶榮臻為委員;徐海東為第十五軍團軍團長,程子華為委員。自此,紅十五軍團歸紅一方面軍建制,直接納入西北軍委,亦即中革軍委的領導。

  11月4日,中央決定分兩路行動:由洛甫(張聞天)、博古等率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去瓦窯堡;由、周恩來、彭德懷率紅一軍團南下與紅十五軍團會合。

  11月13日,由洛甫、博古等率領的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到達瓦窯堡,標志著瓦窯堡成為全國大本營的所在地。

  郭洪濤說:“為迎接黨中央、中革軍委的到來,我和賈拓夫先行回到瓦窯堡,布置接待工作。中央和中央紅軍到瓦窯堡那天,有數千名赤衛隊和群眾夾道歡迎,為中央領導同志及全體干部、戰士送茶送水;街道兩側紅旗招展,到處貼著歡迎的標語。中央領導同志及全體干部、戰士頻頻招手致意,群情激奮,歡呼聲此起彼落,那情景令人難以忘懷。我請中央領導同志到省委機關就餐。這頓飯比較豐盛,有海參、魷魚等佳肴。這些海味當時在陜北很罕見,是解放瓦窯堡后打土豪的勝利品。中央領導同志講,這么好的飯菜只在遵義吃過一次,這是第二次。大家都非常高興,席間談笑風生,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意氣盎然;有人還唱起中央蘇區的小調和《國際歌》。對干部、戰士也安排了較好的飯菜。”

  在洛甫、博古等率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到達瓦窯堡以后,中央即以西北中央局的名義在瓦窯堡開始運作,并做出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戰略決策,使瓦窯堡成為具有轉折性戰略意義的“落腳點”。

  西北中央局依據中央紅軍長征到陜北以后的新形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策略,先后發布了許多決定和決議事項:1935年11月13日,以西北中央局名義發布了《關于開展抗日反蔣運動工作的決定》,指出:“全中國人民現在處于滅種的緊急關頭”,號召“各級黨部必須立即開展反日、反蔣的民族武裝自衛運動”;同日,發出《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號召全中國的民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聲討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漢奸賣蔣介石,擁護中華蘇維埃與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反蔣的英勇斗爭,擁護中國黨救國圖存的唯一正確的主張”;11月28日,又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中國工農紅軍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的名義發布《抗日救國宣言》,向全國人民宣告:“不論任何派別、任何武裝隊伍、任何社會團體、任何個人類別,只要他們愿意抗日反蔣者,我們不但愿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而且愿意更進一步同他們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并提出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的十大綱領,等等;12月6日,做出《關于改變對富農策略的決定》,爭取富農對蘇維埃政府采取“善意中立”的態度。這一切,為全國人民指明了抗日救國的方向。

  隨后,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將西北蘇區劃分為兩個省、三個特區,西北中央局成立了各級組織,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設立了行政機構。

  中央早在下寺灣就撤銷了陜甘晉省委,成立陜甘省委和陜北省委,并宣布朱理治為陜甘省委,李富春為;郭洪濤為陜北省委。

  陜甘省的主要轄區為甘泉、鄜縣(今富縣)、保安及甘肅的隴東部分。陜甘省蘇維埃主席李生華,朱開銓。駐在地在下寺灣。

  陜北省的轄區基本上為原陜北根據地的范圍(除神府蘇區外),包括清澗、綏德、米脂、吳堡、延川、宜川、延長、秀延、秀水、延安、安塞等縣。省委郭洪濤,宣傳部部長賈拓夫,組織部部長王達成,婦女部部長白茜,工會主席高長久,軍事部部長鐘赤兵,少共慕純農。省蘇維埃主席馬明方,霍維德。駐在地瓦窯堡。

  神府特區,包括神木、府谷,與整個西北蘇區相隔較遠。楊和亭,宣傳部部長張江全,組織部部長張秀山,少共張漢武。紅軍主力為紅三團,團長王兆相。

  程子華后來回憶說:、周恩來一塊下來,11月初,在道佐鋪會合。中央紅軍來時,東北軍正進攻陜北。當時,紅十五軍團在榆林橋一帶。因為中央紅軍,即紅一軍團很疲勞,為粉碎東北軍的進攻,把紅十五軍團調到張村驛、東村一帶。東村有一個地主碉堡,很堅固。紅十五軍團打掉了東村的地主碉堡,為后來的直羅鎮戰役準備了戰場。直羅鎮戰役中,紅十五軍團在直羅鎮南面,紅一軍團在直羅鎮北面。頭一天,紅十五軍團包圍了東北軍一○九師師部,一個孤立的山包包,山陡上不去,把它圍起來。周恩來來了,決定晚上發動進攻。隨即,周恩來走了。同時,準備敵人突圍,我們也做了準備。晚上我們發動進攻,東北軍突圍逃跑,我們追。第二天把師長牛元峰打死了。紅一軍團向西追,追到黑水寺,又消滅一個團。這一仗,粉碎了敵人對陜北的第三次“圍剿”。戰后,總結了經驗,、周恩來去了后方(直羅鎮戰役以后,、周恩來去了瓦窯堡。12月13日,、周恩來到達瓦窯堡)。我們繼續準備打仗。直羅鎮一仗,紅十五軍團是主力,也是主攻。

  會議做出《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提出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頭子蔣介石。不論什么人,什么派別,什么武裝隊伍,什么階級,只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賣蔣介石的都應該聯合起來開展神圣的民族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在中國的統治,取得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保持中國的獨立與領土的完整。只有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下層的與上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其走狗蔣介石。”這個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當時雖然并不包括蔣介石等人,但它是從國內戰爭走向民族戰爭的起點,并開啟了爭取東北軍抗戰的工作。

  陜北地瘠民貧,除了綏德地區稍微富裕一些,其他許多地方靠天吃飯,糧食產量極低。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先期來到陜北的紅二十五軍有幾千人,新來的紅一軍團有六七千人,加上非軍事人員,合起來有近萬人,給陜北蘇區帶來了極大的負擔。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都在壓迫蘇區,隨時準備進攻。

  1936年2月20日,紅一方面軍1.2萬余人由司令員彭德懷、委員率領,東渡黃河,東征山西。

  東征戰役,共消滅敵人七個團,俘虜4000余人,繳槍4000余支,炮20余門,并取得了江河作戰的重要經驗,提高了部隊的整體戰斗力,而且迫使“進剿”西北蘇區的晉軍撤回山西,使陜北蘇區得以恢復、發展和鞏固,大大地擴大了紅軍抗日的影響。

  周恩來與張學良在膚施(延安)會談,定格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日,在榆林橋戰斗中,紅十五軍團俘獲了東北軍團長高福源。

  程子華回憶說:“我問他(高福源),你打算怎么樣?他說,我被你們俘虜了,你們想怎么辦就怎么辦,我還有什么打算?你們打算把我殺了,還是把我放了?我說,不殺,也不放。他說,那還有什么想法,沒有了。我說,后方有一個軍事學校,請你去講軍事,你去不去?他說,我一定把軍事課講好。中央紅軍來了以后,又教育他,派他回東北軍去,與張學良牽線搭橋。”經過高福源的溝通,首先促成了李克農與東北軍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的會談,達成了紅軍與東北軍六十七軍互不侵犯的口頭協議。

  1936年5月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國人民紅軍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即東征戰役回師通電,明確表示:“紅軍軍事委員會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諸公進言,在滅種緊急關頭,理應翻然改悔,以兄弟鬩于墻而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國范圍,首先在陜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體辦法。”這個通電表明,中央已經放棄了“反蔣”的策略。9月6日,中央正式發出《關于逼蔣抗日的指示》。這樣,就完全落實了周恩來與張學良會談的精神。

  1936年5月18日,決定,由紅一方面軍第一、第十五軍團和第八十一師、騎兵團組成西方野戰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委員,進行西征,打擊甘肅地方軍閥馬鴻逵、馬鴻賓部,在陜甘寧三省邊界地區創造新根據地,擴大陜北蘇區。

  1936年6月,為探尋“紅色中國”,先到了安塞的一個村落,最先受到了周恩來的接待。幾天之后,到達保安。

  1938年1月,為《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書名)做的序中說:“從字面上講起來,這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所以這一本書如果是一種正確的記錄和解釋,那就因為是他們的書。而且從嚴格的字面上的意義來講,這一本書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寫的,而是、彭德懷、周恩來、林伯渠、徐海東、徐特立、這些人……還有幾十篇和無名的紅色戰士、農民、工人、知識分子所做的對話,從這些對話里面,讀者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成為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那種熱情。”可以說,的這本書是以中國者的生命和鮮血寫就的,因而它闡述了紅軍和中國的這篇“大道理”。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但是,會師并不等于“落腳”。紅軍主力決定東移,11月21日至22日,山城堡一戰,給胡宗南部以沉重的打擊,成為土地戰爭時期國共兩黨的最后一仗。

  當晚,周恩來在西安金家巷一號與張學良會談。面對南京政府明令討伐張、楊,雙方首先商定:東北軍、西北軍集中于西安、潼關一線,紅軍南下膚施、慶陽一帶接防;紅軍加入由東北軍、西北軍組成的抗日聯軍西北軍事委員會。同時,周恩來表示:愿意保證蔣介石的安全,但聲明,如果南京挑起內戰,蔣介石的安全不予保證。

  17日,周恩來到西安的那天,宋子文也到達西安。宋子文見張學良以后,也見了蔣介石,并遞交了宋美齡的信件,談了南京的情況,并了解到張學良、楊虎城和黨沒有要加害蔣介石的意思,便要其同意張學良的請求,下令中央軍撤離潼關一線,避免內戰。隨后,宋子文返回南京。接著,由宋子文、宋美齡為代表,于22日再次到西安。23日,宋氏兄妹與張學良、楊虎城和周恩來進行會談。

  25日,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26日,張學良到南京以后,在致蔣介石函中說:“介公委座鈞鑒:學良生性魯莽粗野,而造成此次違犯紀律,不敬事件之大罪。茲靦顏隨節來京,是以至誠,愿領受鈞座之責罰,處以應得之罪,振紀綱,警將來。凡有利于吾國者,學良萬死不辭,乞鈞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顧慮也。學良不文,不能盡意,區區愚忱,俯乞鑒察。”這就是張學良的民族大義之舉,但蔣介石還是因此而拘禁了他。

  西安事變期間,東北軍主力南移,駐在延安的東北軍相繼撤離,只留下了地方保安隊與民團留守。由于東北軍撤離,地方保安團心虛,于1936年12月17日自動撤離。18日,紅軍游擊隊開始進駐延安。25日,黃春圃(江華)率領紅軍主力進駐延安。1937年1月10日,洛甫、等離開保安,起程前往延安,13日到達延安。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國內和平局面開始形成。但從南京對張學良的懲處與幽禁,以及準備再次進攻西安的軍事行動,說明內戰的形勢仍然相當嚴重,和平的局面有再次喪失的可能。

  為此,中央和等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和全國人民的壓力下,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召開的五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這種轉變。其間,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提出恢復孫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在內外雙重壓力之下,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所謂《關于根絕赤禍之決議》。這個決議,雖要求黨停止“”宣傳,但表示接受的提議,停止“剿共”,聯合抗日。

  此后,談判的焦點集中在紅軍的改編和蘇區的地位問題上。經過艱苦的努力,國共雙方達成紅軍改編為國民軍第八路軍的協議,規定:將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軍第八路軍,設總指揮部,下轄三個師。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不派參謀長、處主任,軍隊中的副職,從副師長到副排長,都由自行選派,南京政府只向八路軍總部及三個師各派一名聯絡參謀。8月22日,國民政府正式發布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懷為國民軍第八路軍正副總指揮。

  9月中旬,博古到達南京與康澤面議中央提出的《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的修改問題。在全國人民奮起抗戰的形勢下,方面不得不同意中央在《宣言》中所提出的主張,雙方在《宣言》上簽字。21日,博古、葉劍英和蔣介石、康澤、張沖在孔祥熙寓所會談,蔣介石同意發表此《宣言》。22日,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向全國同胞提出奮斗之總目標。9月23日,蔣介石發表對中國黨宣言的談話,實際上承認了中國黨的合法地位。

  8月25日,由主席,朱德、周恩來共同發出《關于紅軍改編為國民軍第八路軍的命令》,將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任弼時任部主任,任部副主任。

  八路軍下轄三個師:紅一方面軍改編為第一一五師,任師長,聶榮臻任副師長,周昆任參謀長,羅榮桓任政訓處主任,蕭華任政訓處副主任;紅二方面軍改編為第一二○師,賀龍任師長,蕭克任副師長,周士第任參謀長,關向應任政訓處主任,甘泗淇任政訓處副主任;紅四方面軍改編為第一二九師,劉伯承任師長,徐向前任副師長,倪志亮任參謀長,張浩任政訓處主任,宋任窮任政訓處副主任。

  依據中央的決定,八路軍把作戰的戰略方向選擇在敵后,在敵后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八路軍先后建立了由一一五師創建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一二○師創建的晉西北和大青山抗日根據地,一二九師創建的晉冀豫抗日根據地,新四軍在大江南北創建了華中抗日根據地,并不斷地發展壯大,也就成了新的“落腳點”和“出發點”。

  在國共兩黨的談判過程中,1937年2月至3月初,方面要西北蘇區改為地方行政區,分別直屬各省,并取消民選制度。中央則主張保持蘇區在行政上的完整性,政府人員民選推薦。到了3月末至4月初,方面雖然同意在地域上可以完整,但不予以明確的區域界限,同時堅持派正職長官參與領導。到了5月,方面仍堅持派正職實行領導,但人選可以由黨方面推薦方面的人員擔任,黨方面自己提出副職。于是,提出在張繼、宋子文和于右任三人中擇一人為正職長官。由于方面違背承諾,決意派丁惟汾為行政長官,遭到方面的堅決拒絕。始提出,由林伯渠、張國燾、秦邦憲、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濤、張沖(方面與黨談判的代表之一)、杜斌丞(國民政府陜西省政府秘書長)為政府委員,并力爭“林正張副”,即林伯渠為政府主席,張國燾為。7月,蔣介石在廬山宣布承認陜甘寧邊區,但仍堅持由方面派正職長官。則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堅持蘇區必須由黨“包辦”,決不讓步,不允許方面“橫插”一人。事情未能解決。黨一方面與談判,另一方面則積極準備將西北辦事處改組為抗日政府。1937年2月24日,中央局會議決定改由林伯渠替代博古,負責西北辦事處的實際工作。

  此前,在七大預備會議上談及七大的工作方針時,說:“有相當一些同志,走了二萬五千里,變成了一個包袱,增加了他的負擔,變成了一個駝子,因為他背的包袱太大了。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據地,江西根據地現在就沒有了;人家沒有走路,但是陜北還是一個根據地。同志,你走了路,把根據地丟了,人家向你要那個根據地,你賠得起嗎?你賠不起,我也賠不起。如果要賠法幣邊幣,還可以想一點辦法,但是要賠江西根據地,就毫無辦法。人家沒有走路,但是有根據地;我們走了二萬五千里的路,沒有了根據地。”

  同時,還特別強調:“有了三十萬黨員、幾十萬軍隊,頭大了,急躁起來了,結果只剩下了一個陜北。有人說,陜北這個地方不好,地瘠民貧。但是我說,沒有陜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說陜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七大在陜北開會,這是陜北人的光榮。陜北已成為我們一切工作的試驗區,我們的一切工作在這里先行試驗,在這里開七大,在這里解決歷史問題。”就此,對陜北和中央在陜北的工作做了基本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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